“惟楚有才，鄂東為最” 試解人才地理中的“黃岡現象”

　　本報記者惠小勇 徐海波
　　長江流出江漢平原后，在大別山脈西南緣沖積出一片狹長的平原，同時接納了源出大別山的6條一級支流，這“一江六河”所在的山水相映之地就是湖北最東部的黃岡市。
　　你肯定知道董必武、李四光、聞一多、熊十力、黃侃、湯用彤、胡風、王亞南等一個個星辰般的名字，但不一定知道他們都是“黃岡老鄉”。
　　“惟楚有才，鄂東為最。”走進黃岡，無論是沿江分布的團風縣、黃州區、浠水縣、蘄春縣、武穴市、黃梅縣，還是北部沿山分布的紅安縣、麻城市、羅田縣、英山縣，最讓人嘆服的還不是這里的發展變化，而是遍布各領域的杰出人才從明清始層出不窮，至近現代更是形成“噴涌之勢”。如何解讀這塊鄂東崗地人文薈萃、大師輩出的“群星現象”？記者近期數度踏訪，一探究竟。

　 走進黃州，漫步東坡赤壁公園，流連在赭紅的巖壁與眾多的碑刻亭閣間，遠眺水天蒼茫的長江，感受“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曠達情景，體會“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的豁然，頓生“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豪情。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水相親，最易讓人因寄所托，幽思感懷。黃岡的山水，遇見唐宋的文人，開始在歷史的長河中閃亮。
　　陸游在《入蜀記》中評價黃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為名邦。”
　　陸游說的牧之就是中唐大詩人杜牧，杜牧在任黃州刺史近兩年半的時間里，寫就《赤壁》等多首懷古詠史之作。王元之是早蘇軾82年到任黃州知州的北宋文學家王禹偁，他組織修繕黃州城垣，寫下《黃州新建小竹樓記》，寄托了“聽雨如瀑”“聞雪若玉”的從容和“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的情志。
　　由杜牧、王禹偁開啟，至蘇東坡達到巔峰的黃岡文脈，從此汩汩流淌，到了明清之際逐漸厚重，及至近現代形成了“蘄黃廣，才放曠”的特點。
　　從黃州順江而下，來到古稱蘄州的蘄春縣，大別山在此逐漸舒展開來，形成一片樹葉狀的版圖，葉片上的主脈就是蘄河。一條支脈白水河與蘄河交匯處，夾岸聳峙著兩棵千年古樟，這就是近代國學大師黃侃先后生活過十余年的大樟樹村。村民大多以黃姓為主，據傳是黃庭堅的后人，由江西遷移至此。
　　黃侃故居背靠螭堆山，身后山形宛若一把太師椅。故居歷經風雨侵蝕，房屋已經坍塌，只剩下屋基和一座牌樓，仍能清晰看出一進四幢的府宅輪廓。故居前有兩口池塘，一名硯池，一名洗筆池，環池栽種豫章樹，池旁是黃氏名人事跡文化長廊。大樟樹村黨支部書記蔡小舟說起“黃氏一門七教授”頭頭是道，還順帶介紹，在蘄春有10名以上教授的“教授村”竟有31個。
　　黃侃家學淵源，父親黃云鵠是晚清進士，經學家、散文家。他自幼隨父求學于武昌，后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師事章太炎，加入同盟會，既是近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音韻訓詁學家，又以筆為槍，從事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活動，是辛亥革命先驅之一。同時也因恃才傲物、桀驁不羈被時人稱為“黃瘋”。
　　告別大樟樹村，沿著蘄河來到長江邊上赤龍湖畔的蘄州鎮菩堤村，但見一派煙雨江南的田園風光。這里就是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和文學翻譯家胡風的出生地。胡風本姓張，原名張光人，從小活潑好動，一次抓魚時掉入漁民挖的深坑，直到天黑才被路過的鄉民救出。
　　灰瓦紅柱的張氏宗祠內設有胡風紀念館，以“我從田園來”“時間開始了”等單元展出與胡風有關的書籍、書信、照片等500余件，從中可以領略他作為一名率真文人的“恃才放曠”。
　　走進浠水縣巴河鎮望天湖畔的聞家鋪村，聞一多故居“聞家新屋”原址雖只剩下田地與丘壑，仍可見聞一多在詩歌《二月廬》中描述的故鄉：在一塊棋盤似的稻田邊上，面對一幅淡山明水的畫屏。
　　聞一多的父親是清末秀才，他們的家訓推崇“清白乃躬心似水，筆耕世業是家風”。聞一多的童年基本在這里度過，他從小學習刻苦，一捧起書本就如醉如癡，與他后來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時埋首書齋、皓首窮經，被同事戲稱“何妨一下樓”齋主一脈相承。世人皆知聞一多是愛國詩人、民主戰士，若讀過他的《唐詩雜論》，略知一些他的《古典新義》，當為他深厚獨到的國學造詣而驚嘆。
　　一路走來，記者還在黃梅縣城小南街、京派小說鼻祖廢名用過的水井上沐雨掬泉，在團風縣回龍山鎮棗樹店村、著名作家秦兆陽的故居遺址聽風感念，在武穴縣梅川中學、新聞驕子郭超人上過初中的母校座談追憶。
　　經過實地感受后再讀他們的作品，一種如見故人的親切感油然而生。逐漸感受到這一區域的文化人，就像交錯其間的山水河湖一樣，既有山的耿直厚重，又有水的靈動進取。

　　吳頭楚尾、山南江北，看似封閉落后的黃岡，卻出了一批“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哲學、史學大家。
　　今紅安縣西緊鄰武漢黃陂的二程鎮街道上，立著二夫子并立的銅像。二程指的是宋明程朱理學的奠基人程顥和程頤。銅像底座上寫著：紅安縣二程，因“二程”兄弟在此出生，成年后在距此2公里處的大程山、小程山筑書院講學而得名。
　　記者查閱朱熹《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并后世方志專家的考證，二程父親程珦任黃陂尉屆滿后，繼續安家在今二程鎮前身灄源鄉所在的橋店村茅屋崗塆，二程在這里出生、學習有十四五載，“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引人趣思的是，寫下“橫渠四句”的關學大儒張載，竟是二程的表叔，張載的姑媽是二程的祖母。
　　從二程鎮沿大別山西南緣行車百余公里，就到了團風縣上巴河鎮熊坳村，這是新儒家一代宗師熊十力的故里。在張家灣通村公路旁的一個山嘴上，靜臥著尚是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熊十力墓。墓碑刻有梁漱溟手書題詞：“熊十力先生暨韓阮光夫人之墓”。
　　巴河岸邊，綠樹繞塘。恍惚間，記者仿佛看到120多年前的場景：放牛郎熊繼智（熊十力原名）騎在牛背上，以書代笛，手不釋卷。興味盎然時竟吟誦起陸九淵的詩句，“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熊十力歸葬故里，也算是回到了童年和少年時代滋育他的故鄉懷抱。
　　熊十力自幼家境貧寒，為鄰家放牛，10歲才入鄉塾就讀，中間又因父親病故和家庭貧困兩度輟學。但他酷愛讀書，常與附近村莊的李四光、吳崑、劉子通聚在一起討論學問和時事。這四人后來一同到武昌參加新軍，被稱為“黃岡四杰”。
　　參加了武昌起義和反袁護國運動后，熊十力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掉背孤行”，以自學為主，研讀佛儒，吞吐百家，獨創“新唯識論”哲學體系，以本體論重建中國文化主體性，蔡元培稱之為“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
　　熊十力的學生，出生于浠水縣的徐復觀，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另一個鄰村的小老鄉殷海光也曾問學于熊十力，后來成為在海峽兩岸都很有影響的哲學家、邏輯學家。
　　哲學的故事還在延續。設在黃梅一中校園內的湯用彤紀念館，如今成了學生們接受文史哲熏陶的殿堂，學校還專為理科生開設了國學班。國學班語文老師沈燕講起湯用彤、湯一介父子哲學大師來滔滔不絕，手上一本《論語》已經翻得爛熟，內頁寫滿了注解。
　　湯用彤的父親湯霖出生于黃梅縣孔壟鎮湯大村，是清末進士，曾任甘肅渭源知縣。湯用彤雖然出生在渭源，但從小會說黃梅話，特別愛用黃梅話吟誦庾信的《哀江南賦》。湯家三代人遵循“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的家訓，懷樸抱素，孜孜學問。
　　湯用彤學貫中西、語接華梵，與陳寅恪、吳宓并稱“哈佛三杰”，所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多部書籍皆為學術經典，被譽為“中西印會通第一人”。湯一介則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書《儒藏》的首席專家，為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作出重要貢獻。
　　從黃梅北上，大別山主峰天堂寨腳下的羅田縣同樣是人文薈萃之地。出縣城向東約20公里，山巒漸有起伏，河流時緩時急，河畔682棵百年古楓楊傲然挺立，一條新修過的道路取名書香路，路上圍起一棵古楓楊喚作“狀元柳”。路邊展示板上介紹著這條河的不同凡響：僅明清就出了1名翰林、6名進士、16名舉人、75名貢生，所以叫作“進士河”。又有“一河六進士、兩岸四將軍”之說。
　　沿進士河上行數公里，照鏡崖山環抱的古樓沖村，綠樹掩映，窈溪奔流。近現代方志學集大成者王葆心的故居就在路邊。故居堂屋里掛著的“蔸子火”，讓人聯想當地一句民謠“老米酒、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當年王葆心坐在火盆旁，給村民們“挖古”（講故事）該是何等的愜意。
　　王葆心是晚清民初的著名愛國學者，曾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并重，畢生著述百余種。抗戰時期，王葆心避亂羅田老家，保護、藏書達10萬余冊，為防書籍受潮和蟲蛀，創立“曬書節”，至今為村民津津樂道。王葆心墓就在村子附近，墓門上有董必武題寫的挽聯：“楚國以為寶，今人失所師”。

　　出自黃岡的人才群星雖類別多樣，但多追求知行合一、經世致用。他們或遍嘗百草，著書懸壺濟蒼生；或探幽入微，獻身科學結碩果；或研精覃思，考究百業獻良策……
　　鄂東至今流傳“四大名醫”之說。“四大名醫”各有所長，北宋比蘇東坡小5歲的浠水人龐安時精于傷寒，明代比李時珍大19歲的羅田人萬密齋善于養生，蘄春人李時珍專于本草，清代比林則徐長5歲的武穴人楊際泰長于戒毒。
　　記者先后走訪了李時珍紀念館和萬密齋墓。李時珍紀念館由鄧小平題寫館名，其中的本草碑廊墻壁上嵌有96塊黑色大理石，石上刻有明代文壇巨匠王世貞的《本草綱目序》及從《本草綱目》中節選出來的128種本草藥圖。紀念館館長胡慶華娓娓道來這些草藥的妙用奇效，讓人很長知識。
　　李時珍墓位于館內園林深處、雨湖之畔，保存完好。胡慶華說，李時珍從小戲水雨湖，泛舟問方、采荷入藥；一生淡泊名利，心境如水，用雨湖的水醮筆潤墨，“費三十年之殫精”，寫成如李約瑟所言，“那部在中藥書中登峰造極的《本草綱目》”。
　　在羅田縣大河岸鎮石井頭村，沿著蜿蜒的山間小道盤曲而上，穿過一片板栗樹林，三碑相連的老墓碑出現在眼前。正面碑刻“明考授廩膳生國朝加封醫圣萬公諱密齋先生之墓”等字，兩側分立清康熙年間羅田知縣沈庭禎所刻萬密齋事跡碑和光緒年間十二節婦捐產建萬密齋記事碑。
　　萬密齋自幼天資聰穎，科場失意后隨父習醫，行醫50余年，足跡遍及鄂、豫、皖、贛，著《萬氏全書》計二十余種，在養生保健方面獨樹一幟，被譽為“中華養生第一人”。他發明的“萬氏牛清心丸”，至今仍是治小兒急驚風的良藥。
　　從羅田縣往東行數十里，即來到英山縣。這里地處天堂寨南麓，境內萬山磅礴，素有“鄂皖咽喉、江淮要塞”之稱。古為皋陶部落，漢為英布封疆，宋為畢昇故里。
　　沈括《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畢昇何許人也？《夢溪筆談》之外幾無記載。
　　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英山縣草盤地鎮伍桂墩村睡獅山南坡發現畢昇墓和墓碑，碑中兩行陽刻大字：“故先考畢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畢昇四子三孫的名字亦可辨認。后得到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專家組的鑒定確認，現已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
　　去年4月，以畢昇文化為主題的英山畢昇紀念園開園迎賓。走在紀念園里，記者不由想到曾經采訪過的三蘇祠。三蘇父子博覽群書，即得益于眉山在雕版印刷術發明后迅速成為印書重鎮。歷史的機緣讓飽學的蘇軾在畢昇的家鄉升華為曠達的東坡。畢昇之于天下讀書人，功莫大焉！
　　走進團風縣回龍山鎮沙畈村李四光故居，一進三重的瓦房中間，一個小天井光線透亮，恰似主人的“四面有光”。墻上寫著李四光的一句話：“我是炎黃的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所學到的知識，全部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李四光15歲時留學日本，成為年齡最小的同盟會會員，回國后參加了辛亥革命，后又留學英國，走上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報國之路，終成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和地質工作的奠基人。
　　李四光之后，把所學知識全部奉獻給祖國的黃岡籍科學家還有很多，彭桓武和朱英國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桑梓炊煙縈夢里，楚云凡物展花前。請君致意家鄉憶，九十衰翁眷念拳。”這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彭桓武在2005年中秋節寫給家鄉麻城的一首詩。
　　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大學教授朱英國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作為從羅田走出來的農民兒子，朱英國把53年的工作生涯全部奉獻給了雜交水稻和植物遺傳研究、教學，常年奔波在湖北、廣西和海南，被稱為“水稻候鳥”。朱英國團隊培育出的“紅蓮型”雜交稻在全國及東南亞等地區推廣種植面積累計超過1億畝，“馬協型”雜交稻在全國推廣面積已超過2000萬畝。
　　黃岡還有一個經濟學家“群星現象”。中國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的開拓者和奠基者王亞南是團風縣人，第一位在國際七大頂尖雜志發表學術論文的中國經濟學家邢慕寰是黃梅縣孔壟鎮人，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是紅安人，知名政治經濟學家馬哲民是黃州區人。

　　在近現代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黃岡成為紅色的熱土。出席黨的一大13名代表中，黃岡籍有3人：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僅新中國開國將帥黃岡籍就有102位，其中紅安縣61位，麻城市乘馬崗鎮26位。紅安，還是共和國兩任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的故鄉。
　　將星閃耀，源于中共“八七會議”后掀起的黃麻起義和隨后建立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走進黃麻起義和鄂豫皖蘇區紀念園，“紅安革命烈士紀念墻”上密密麻麻寫著22552個烈士名字；走在乘馬崗鎮蜿蜒的柏油馬路上，三條半槍雕塑、宣誓廣場、望郎臺、飲馬河、得勝門樓、28年紅旗不倒雕像……敘述著從“三條半槍”起家的崢嶸歲月。
　　溯源28年紅旗不倒，不得不走訪與紅安西鄰的團風縣的一個山村。這里是黃岡革命風云的更早策源地。
　　從大別山南麓的大崎山主峰龍王頂望去，一條山脈綿綿南下，盤旋出眾多的山前灣村。其中一個叫林家大灣，三面環山，水碧池清。村莊后山的八斗塆，有一座修繕一新的寺廟，門上掛著“浚新學校”四個大字，寺后茂林修竹，綠意蔥蘢。
　　100多年前，在這座寺廟里，李四光的父親李卓侯開辦私塾，吸引了附近村莊的林育南、林育英等一批青年前來求學。1919年7月，歷經“五四運動”洗禮的林育南、林育英、胡亮寅等在此創辦浚新學校，聯絡在武漢創辦利群書社的惲代英，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以研究會為基礎成立了共存社。
　　百年后回眸，就是這個偏僻山村寺廟內的小學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村革命石破天驚的一幕。1922年初，參加完中共一大回到家鄉的陳潭秋，來到浚新學校通報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情況，惲代英、林育南隨即提出取消共存社，其成員自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在此成立了八斗塆黨小組，成為全國最早的農村黨組織。這批熱血青年后來成為信仰堅定、鐵骨錚錚的早期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領導者。
　　陳潭秋、林育南、林育英，這些革命的火種都與年長他們10歲左右的董必武有關。董必武原名賢琮，號璧伍，參加辛亥革命后，改用諧音“必武”為名。
　　1919年8月，董必武和張國恩等共同籌辦了私立武漢中學，陳潭秋是學校的英語老師，惲代英、李漢俊等常到學校演講，這所學校成為培養新型革命人才的搖籃。后來黃麻起義的一批領導者也是董必武從武漢中學選拔派去的。
　　在紅安縣城老城區，一座磚木結構的房子顯得清幽古樸。大門左手邊寫著“董恒豫米行”，右手邊寫著“董恒豫醬菜鋪”。院子里一棵曾被反動派燒毀的石榴樹奇跡般復活，枝繁葉茂。講解員王超告訴記者，董必武的少年時代在此度過，家中主要靠經營醬菜鋪、米店維生。母親蔡氏常常一邊坐在石榴樹下紡線，一邊教導董必武。董必武17歲時考取秀才，他拒絕了當地慣例的賀儀禮俗，只要了母親一針一線為他縫制的一件新藍布長衫。
　　直到70歲時，董必武仍不舍得丟棄這件已經褪色、破舊的長衫，囑咐家人將之改成自己雙胞胎外孫的嬰兒服。如今，這兩件嬰兒服展陳在湖北省博物館。
　　參觀完這些故居，顛覆了記者之前關于黃岡北部山區多是窮苦人鬧革命的想象。其實，最早起而行之的是一批家境還不錯、飽含家國情懷的青年讀書人。正是他們，把更多的窮苦青年引導到追求革命理想的道路上。
　　從紅安走出的將軍中不乏戰功赫赫的大將、上將，還有兩位中將也特別值得緬懷。他們就是塔山阻擊戰的指揮員胡奇才和電視劇《亮劍》中李云龍的主要原型王近山。
　　高橋鎮程河村是王近山出生并度過少年時代的小山村。村莊中央，一棵參天的紅楓古樹在微風中舒展著綠葉。曾經，反動派想要砍掉這棵楓樹，王近山的弟媳張氏拼死保護，將鐵片等硬物釘進樹干，防止樹被鋸掉。多年以后，鐵片與楓樹融為一體，形成一個個“鼓包”，后人稱此樹為“將軍楓”。
　　王近山出身書香門第，后來家道衰落，父親早逝，他只讀了一年私塾就回家務農。1930年，不滿15歲的王近山“軟磨硬纏”，由少先隊長轉為紅軍戰士，一年后就擔任機槍連排長。在許多硬仗惡戰中，王近山敢于破常規出奇招，大家稱他“王瘋子”。鄧小平聽到后評價：“他那不叫瘋，那叫革命的英雄主義。”
　　王近山指揮的最后一次著名戰役是上甘嶺戰役。在戰場膠著的關鍵時刻，他向彭老總報告：我決心跟美國佬在上甘嶺打到底。不在這里把龜兒子打服氣了，他還會從“下甘嶺”來找麻煩！

　　有生活的地方就會有藝術，有心性的砥礪就會有覺悟。
　　黃岡的江湖田畈是民間文化的沃土。早在北宋時期，蘇軾就注意到黃州山民愛唱山歌這一文化現象，他在《書雞鳴歌》中記載：“余來黃州，聞黃人二三月皆群聚謳歌，其詞固不可分，而其音亦不中律呂，但宛轉其聲，往反高下，如雞唱耳……余今所聞，豈亦《雞鳴》之遺聲乎？土人謂之山歌云。”
　　從山歌中走來的民間小戲，逐漸成了災荒之年的謀生手藝。北高南低的大別山區在梅雨季易發洪水，尤其是位于南部的黃梅縣，水網交織，號稱湖北的“水袋子”，至今仍是全省防汛時間最長、任務最重的縣之一。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黃梅又發大水，農民食不果腹。15歲的邢繡娘隨哥嫂到江西賣唱，后又輾轉江蘇，恰逢乾隆南巡，為之獻藝，深得贊賞，后又被三次請去獻藝。乾隆為其婉轉動聽的曲調和生動逼真的表演所打動，親筆御賜“黃梅名伶”，從此流傳“不接京城大戲王，愿請黃梅邢繡娘”的美譽。她中年后定居于安徽青陽縣，致力于將黃梅戲發揚光大。　　　　
　　邢繡娘是黃梅縣孔壟鎮邢大墩村人。據這個村的邢氏族譜記載，她的本名叫秀蓮，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生人，自幼隨母趙氏學成孔壟數一數二的挑花能手，被大家喚作繡娘，同時耳濡目染，善唱黃梅采茶曲，唱腔甜美，扮相俊俏。
　　比邢繡娘約晚半個世紀，從羅田走出的民間藝人余三勝，先在大別山區演唱東腔戲，后輾轉漢口、天津、北京，入春臺班，獨創“反二簧”唱腔和京韻念白，成為京劇界公認的老生唱腔主要奠基人，被藝界譽為“京劇鼻祖”。京劇漢派的主要繼承人譚鑫培正是余三勝的入室弟子。
　　記者在羅田縣走訪了王葆心故居后，繼續向大別山深處的九資河鎮七娘山進發。群山環抱、山路回旋，當地司機幾經周折，駛上了一條路邊陡坡，來到一個名叫七娘山的小山村。村中央有座余氏宗祠，其側后早已廢棄的房址就是余三勝的故居遺址。
　　雖然位置偏僻，但七娘山上松竹蔥郁、風景獨好。余氏宗祠門前一棵桂樹亭亭如蓋，樹齡190余年，據傳是余三勝出走前手植。經重新修繕后的祠堂內陳列了余三勝的不少故事。余三勝原名余開龍，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明好學、喜演藝。他因故出走家鄉三年后傳來喜報，被嘉慶皇帝御旨封為“戲狀元”。
　　近年來，羅田縣以東腔戲排演的《余三勝軼事》廣受好評。有考證認為，楚劇、漢劇、京劇和黃梅戲四種戲的源頭都與黃岡有關，形成“四戲同緣”的獨特文化景觀。
　　黃梅縣不僅是黃梅戲的故鄉，還是佛教禪宗文化的主要發祥地。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均在黃梅完成衣缽傳承。道信本姓司馬，出生在黃岡武穴市梅川鎮。弘忍俗姓周，是黃梅縣濯港鎮人。
　　建于初唐時期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分別坐落在黃梅縣城西北、東北的大別山余脈上。而在山林更深處，還隱逸著一座相傳由印度僧人寶掌和尚于東晉時期創建的老祖寺。三座寺院呈三角形分布，各相距20多公里。2011年5月，黃梅縣申報的“禪宗祖師傳說”，入選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文學項目類別名錄。
　　記者走訪了號稱“天下祖庭”的四祖寺和五祖寺。四祖寺所處地面比較平坦，很適合四祖道信禪師力主的“農禪并重”，就是要求僧人開荒種地、自食其力，在平凡勞作中實現農禪雙修。這一禪修原則后來由五祖弘忍禪師發揚光大。五祖寺至今保留著“慧能舂米處”的復原場景，六祖慧能日復一日為寺院僧眾舂米，因身材瘦小而腰懸重石“為法忘驅”，在重復的勞作中悟到了非樹非臺、明心見性的“東山法門”。
　　五祖寺山勢較陡。廢名先生在其散文《五祖寺》中，講述了自己幼時大病初愈，隨大人去五祖寺，被留在寺外一天門的茶鋪里過門不入，“過門不入也是一個圓滿，其圓滿真仿佛是一個人間的圓滿，就在這里為止也一點沒有缺欠。”
　　廢名成年后多次游覽五祖寺，卻再無記述，或許是因為有過童心的禪悟就夠了。如今人們去五祖寺，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山門進出處的匾額，進門題“放下著”，出門題“莫錯過”。寺內僧人解釋說，這是提醒人們上山悟禪放下羈絆，下山入世“滿血復活”。

　　清乾嘉時期史家陳詩在其所著《湖北通志·人物志序》中說：“惟楚有才，黃郡實當其半。”有關地方史志專家整理出黃岡歷代名人達1600多位。
　　黃岡何以成為孕育人才的熱土？近年來已有一批歷史地理學者和史志專家予以關注和研究，有的還提出范疇更為寬廣的“黃岡學”研究課題。記者結合他們的研究成果和采訪感受，試從歷史地理、人口遷徙、家風人文三個層面予以歸納解讀。
　　一是由區劃沿革、地理方位、地形地貌綜合形成的歷史地理因素。在《尚書·禹貢》的記載里，黃岡大致以巴河為界，分屬荊州、揚州。以后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分裂時期，黃岡長期處于不同州國的“交叉地帶”，先后分屬吳、楚，吳、魏，南朝、北朝，蘄州、黃州，南唐、后周，宋、金，直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蘄黃合一，形成一個大“黃州”。行政區劃的分合更迭使荊楚文化與吳越文化、中原文化乃至草原文化在這里相互融合。
　　從地理方位上看，黃岡地處吳頭楚尾，“水從霄漢分荊楚，山盡中原見豫州”，地域環境的開放與封閉影響著文化的多元與獨特。在黃岡各地已發掘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幾乎沒有發現完全獨立存在的文化屬性，各遺址的文化風貌呈現出長期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考古學家蘇秉琦對此有一個結論：“鄂東地區是古代東西南北文化薈萃之地，不僅因為黃岡地處長江中游，海洋文化與內陸文化水乳交融，而且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也在這里交匯。”
　　從地形地貌看，黃岡北靠大別山，南濱長江，中間是低山丘陵和沿江平原，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沖壟丘崗，山水交錯，既有南北不同風物之別，又有江河縱橫分割之閉；既要與自然搏擊求生存，又相對獨立于外界紛擾，超然自適。開放與封閉，多元與獨特，這些看似矛盾的文化特征共存共生，塑造了人才耿直剛硬、傲而不孤的性格特點。如光緒《黃州府志·例言》：“其地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文樸而不陋，尊德樂道，異于他邦。”
　　二是由人口遷徙形成的融合性、變異性共存的地域文化因素。文化的交融交匯隨著人的遷徙而來。鄂東地區水資源充沛，低山丘陵也大多具備開發條件，所謂“襟山帶江、土沃民萃”，成為周邊省份移民最先考慮到的遷入地。至今黃岡人口居湖北各市州第二。
　　研究考證，黃岡歷史上曾有10次大規模移民，其中8次以遷入為主。包括春秋戰國時期邾國君民遷入黃州，東漢時期巴人2次入主黃岡五水流域，西晉“永嘉之亂”后的流民南遷僑置，以及北宋、南宋、元、元末、明初、清初等年代的大移民，如非常著名的“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記者在此次采訪中才得知，李四光的家族原是“庫李”姓蒙古族，為躲戰亂，從蒙古草原流落到黃岡的，王近山也是元末明初一位蒙古族王爺的后代。
　　麻城孝感鄉是我國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在麻城市區原孝感鄉所在地，走過一座“奉先繼序”的恢弘牌樓，就進入移民紀念館。館內大量圖片、實物介紹了“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的悲歡離合，一部模擬重現遷徙之路的數字短劇，讓記者深切感受到先民們徒步千山萬水的艱辛，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血脈相連。
　　幾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積淀、孕育、轉化為黃岡人敢說敢當的風骨和敢為天下先的氣度。武漢大學教授李維武研究發現，這種寶貴的精神傳統，在黃岡知識分子中表現尤為明顯。正如熊十力在《心書》中所寫：“楚士又好為一意孤行，不近標榜，蘄、黃尤甚。”
　　三是由勤于謀生、崇文重教、家國情懷構成的家風人文因素。勤于謀生既體現在勤勞耕作上，也體現在善學手藝上。如明代嘉靖《羅田縣志》中寫羅田山區：“其俗勤而專一，惜費而憚役，習業而不遷。”黃岡北部山區田地不闊，南部平原洪澇頻仍，學會一門手藝成了移民及其后代們謀生的重要手段。因此，民間手藝門類眾多，有“九佬十八匠”之說。
　　而當生活穩定之后，送子上學成了主要的追求。清末民初，團風縣回龍山一帶的青少年到武漢上學、乃至出國留學者不在少數。從經濟基礎上講，緣于這一區域的東鄉布業鼎盛一時；從精神追求上看，正是整個區域崇文重教的典型表現。
　　崇文重教推動了辦學成風。唐宋之際，黃岡境內開始出現塾學。北宋時潘大臨等在蘇軾留下的雪堂著述講學，形成雪堂書院。其后的河東書院躋身江南著名書院之列。明清時期，塾學遍布黃岡城鄉，李贄、馮夢龍曾在黃安、麻城講學；黃岡籍學者耿定向、顧問、顧闕、陳詩等也曾在家鄉設帳授徒。《西游記》作者吳承恩曾在蘄州荊王府任紀善一職，相當于王府教師。
　　“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逐漸形成的重教興學之風，到了明清兩代，匯聚成“黃岡進士冠荊楚”的現象。根據有關學者整理的數據，黃岡在明清兩代的進士數量，約占到湖北全省的三分之一。
　　直到如今，黃岡仍是全國有名的教育大市。著名的黃岡中學，仿佛千年人文底蘊的歷史回響，“黃岡秘卷”曾風靡全國，至今仍是湖北中學教育的重鎮。
　　家庭環境對人才成長的作用舉足輕重。“霍桑效應”認為，被關注的心理需求比物質待遇更能激勵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自家族的文化熏陶能夠營造出被關注、被激勵的強烈心理氛圍。有計量研究表明，家庭對人才成長權重高達40%。這應該就是黃岡人才中屢見不鮮的“家族成窩”現象的重要原因。據民國《湖北通志》統計，麻城梅、周、李、劉四大家族，在明代共培養出43名進士，占麻城縣104名進士中的41%。
　　不少人才不僅家學淵源，而且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們崇尚氣節、急公好義、嫉惡如仇、樸誠勇毅，在近現代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奮不顧身、前赴后繼，成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優秀代表。
　　大別山巍巍，長江水滔滔。黃岡人才群星涉及的領域之廣、層次之高、貢獻之巨、影響之大堪稱人才地理中的“黃岡現象”。記者前后七次尋訪，越訪越感到高山仰止、誠惶誠恐，筆力不逮、掛一漏萬。這些文化名人在歷史的長河里熠熠生輝，集中體現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滾滾長江東逝水，淘不盡千古風流人物。文化是挖不完的富礦，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近年來，黃岡市更加注重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自編自導自演了《尋找畢昇》《眾人劃槳開大船》等數十部地域特色文化小劇，以小切口探索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繼續發掘弘揚優秀文化資源，必將為新時代的高質量發展注入文化自信的力量。